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祖父葛系，在吴国担任过大鸿胪。父亲葛悌，吴国灭后入仕晋，任过邵陵太守。葛洪从小就刻苦好学，家中贫穷，自己白天上山打柴以换取笔墨纸张，夜晚读书抄写记诵，于是以精通儒学而知名于世。他性格清淡寡欲，没有玩耍之类的爱好，不知道棋盘上有多少条线，也不知摴之类的赌具叫什么名称。葛洪为人木讷少言，不好名利，时常闭门不出，也很少有交游。他曾在余杭山见到何幼道和郭文举，互相对视了一阵，双方没有说一句话。他时常寻访典籍探究学问，哪怕是千里之遥道路崎岖艰险，也必去寻问，直到有了结果才罢休，就这样得以博览群书，而又特别爱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葛玄，吴时学道成仙，号为葛仙公，曾把炼丹秘术传授给弟子郑隐。葛洪投奔于郑隐门下学道求仙，掌握了郑隐所授的全部法术。后来又师从于南海太守上党人鲍玄。鲍玄也精通谶讳之学，能预测未来，见到葛洪非常器重，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为妻。葛洪继承了鲍玄的学业，同时又兼攻医术，所撰写的文章著作，无不透彻精妙，而文辞也很华美。
《化书》是五代时期道教之经典著作，乃五代时谭峭所作。它是一部综论万物变化之道的道教论著，在其近似语录体的一百余段文字中，除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内丹术、美学思想以外，更多的是道教伦理思想之宣扬。
就形而上的层面而言，《化书》的伦理思想应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巧妙平衡的一套较为大胆深刻的道教伦理体系。
一伦理之源：伦理信条之生物学理据
伦理道德之所以能为人类所发现与遵循，实际上存有许多生物学之理据，这是《化书》解释伦理存在之缘由的新发明。其第一条理据是：道德乃生物界普遍存在之现象。它具有超越一切的普适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当我们痛斥一个人道德败坏之际，时常会说他像禽兽一样。然而《化书》告诫我们，其实动物和人类并无多大差别，它们也讲究伦理道德，讲究恩爱亲情，比如乌鸦有反哺之仁，隼有怜爱幼胎之义，蜜蜂有尊君之礼，羊有跪乳之智，野鸡有从一而终之信。因此，五常之伦实乃万物之常理，是生物界普遍通行的道德信条。
第二条理据是：万物也像人一样，有着由善良本性和七情六欲所酿就之性情。《化书·道化·老枫》曰：“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自有情而之无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老枫树会化为长翅膀的飞人，烂了的麦秆会化为蝴蝶，无情之植物会化为有情之动物；贤惠的女人会化为坚贞的石头，山里的蚯蚓会化为百合花，有情之动物又会化为无情之非生物与植物，这就说明，在非生物和植物等物质的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与动物一样的性情、精神和魂魄。
在谭峭看来，万物皆有性与情，亦即非生物、植物、动物和人一样都怀有性情，人超越于其它物类的聪明之处，只不过是他能够“存一”以同化“情”与“性”，让蠢蠢欲动之“情”消融于无所牵挂之“性”：“故人能一有无，一死生，一情性……”（《化书·道化·铅丹》）在“消弭有无之别，无差别对待生与死，统一性与情”方面，人比其它物类多了一份能动性和超越性，这是他在伦理上较之于其它物类的高明之处。但不管怎样，人都应该遵循生物界普遍通行之道德准则，恪守生物界共有的伦理规范。
有趣的是，我们以前只听说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之类的惯用语，却很少听说过可以用生物界的伦理普适性，来证明人类也应恪守并超越动植物界伦理的做法，在这方面，谭峭确实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人人平等，天下大治
既然伦理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作为伦理规范之倡导者和管理者的君主，就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无亲无疏、无爱无恶”，做到人人平等，以臻全国百姓大和睦的“大和”境界：“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雠；不有赏动，焉得斗争。是以大人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化书·仁化·太和》）这种境界不像儒家那样表露出明显的亲疏爱恶偏向性，而是奉行道家之无为思想，以求达至人人平等之大同世界。
为什么“倡导人人平等，则可天下大治”呢？《化书·德化·谗语》中有一番精当的解释：用道德仁义之机谋来欺骗百姓是行不通的，最好的办法便是奉行“没有赏罚之策、没有亲疏之别的天下至公之道”，因为倘若君主轻视财货，盗贼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君主问政于朝廷之际，谗言是无法流通的。故此可知，治理天下非“天下至公”莫属。
可以发现，《化书》的“人人平等，天下大治”之伦理理想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之方行儒家的天下大同之愿，是道家思想和儒家理想的巧妙结合，相对于老子的虚无、庄子的厌世、列子的玩世而言，它可谓道家伦理之积极向上阶段，堪称道家伦理思想在中古时期的转折性标志之一。
《化书》的道教伦理特色及现实意义
《化书》之所以能够成为道教伦理思想之一大中坚力量，就在于它能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强调积极有为之“化”，在“化”中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之“道”。因此，在忌讳谈论伦理，甚至是弃绝伦理的道家思想丛林中，敢于与儒家平起平坐，耐心细致地谈论如何实施伦理教化，实现伦理理想，实为谭峭的过人之处，其取胜法宝即为熔道家、儒家、阴阳五行家和佛家思想于一炉，提炼出独具特色的道教伦理体系，以警醒世人，流芳后世。
谭峭甚至把儒家圣人孔子也改说成道家之楷模，其目的即在于说明，就连儒家之圣人，到了晚年都会幡然醒悟，转儒为道，化繁为简，宣扬“清静无欲、守一无为”之道德。由此可见，《化书》可谓以道家为根基而创作的“帝王道德守则”，同时亦可视为道家黄老思想在五代时期的伦理延伸。给予后世的有益启示
《化书》不但在中国道教思想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关于生物界伦理普遍存在性之论述，对当前的生态伦理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撑意义；它对节欲、平等、节俭与伦理纲常的因果联系之论述，为社会主义道德观提出了宝贵的参考意见；它的“太和”伦理理想对于构建一个“经济上均平、政治上公正、思想上宽容的节俭型和谐社会”具有切实有效的指导意义；而它提出的“天下至公”之伦理理想，是对《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思想在伦理方面的有益设想（即由天下为公的伦理要求出发，建构出天下已经至公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激励着仁人志士为之奋斗不已，这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之民主革命。《化书》所创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其伦理精神还应继续挖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时代，它还有许多伦理精华值得探索，我们应让它古为今用、生生不息。
又据《五经通义》说：“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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