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最早、最基本的依据,是金代金源璹所撰写的《全真教祖碑》所言:“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净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
于是许多人据此认为重阳在创教之初,就要求门下弟子诵读《道德经》、《孝经》、《心经》这几部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的经典。然而仔细查阅全真著述与相关材料,发现这种说法存在一些误读。
众所周知,重阳的悟道,并不是因为阅读经典,而是因得异人点化。正隆四年六月,祖师在甘河镇路遇二道人教以口诀,为其修真之始,故有诗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第二年中秋时节,再遇仙人授予五篇秘语,令其往“东海投谭捉马”。此后祖师在活死人墓、刘蒋村苦志修炼三年,才焚庵东游海上化七真,起三州五会,开全真教门。
七真入道后,多数时间是跟随重阳游方行化或隐修苦炼,在各种可见的文集语录、碑刻史料中,几乎看不到祖师教导七真阅读经典的记录。重阳对弟子的教导主要围绕苦志修炼展开,如要求出身富贵的丹阳上街乞食,对长春则“令作尘劳,不容少息”,对众弟子“极加锻炼……错行倒施,动作无有是处,至於一出言一举足,未尝不受诃责。”长春曾试图询问如何修道,重阳祖师竟然只说了“性上有”三字,就“再无所言,师父(长春)亦不敢复问。”
再考察《玉华社疏》和《三州五会化缘榜》,重阳只是说“诸公务要认真性,养真气……只用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可见,即使在对三州五会的徒众中,祖师也没有提倡大家阅读经典,而是坚决强调“真功真行”,“清静无为”才是修道,其他的“并不干修仙之道”,自然也不会叫弟子信众“诵《心经》、《孝经》”。
丹阳宗师更明确提出不要多读经典:“学道者不须广看经书,乱人心思,妨人道业。若河上公注道德经。金陵子注阴符经,二者时看亦不妨。亦不如一切不读,觜卢都地,养气最为上策。”认为阅读经教容易导致知见障,不利于修行,他曾批评弟子读《南华经》:“夫道要心契,若复以文字系缚,何日是了期。所以道,悟彻南华迷更迷。”(另有诗《到马坊见小李讲师看南华经》:“寻文讨古要多知,悟彻南华迷更迷。不若万缘齐撇下,净清得一上天梯。”)丹阳要求连《道德》《南华》都不必多看,更未曾要求弟子读《心经》《孝经》。在全真后辈高真的著作中,也没有必须读诵《心经》《孝经》的说法。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前引《全真教祖碑》所说呢?考祖师们的行迹,其教化对象、唱和之人并不限于自己的信众门人,而是广泛与三教九流往还。其赠诗词的对象不仅有达官贵人、乡绅富豪、文士儒生,贩夫走卒,也有僧尼佛徒乃至倡优之流。
如重阳、丹阳有《禅门初洪润乞无相》《老僧问生死》《吕善友索金刚经偈》《僧净师求修行》《赠释友号无名》《答五台月长老问》《京兆台院寺尼通师来献香,以诗赠之》等许多与僧尼往还的诗词,本着“三教从来一祖风”的理念,在这些作品中常运用佛教典故、语言来讲解修行之道,如云“休泥庭前柏树子,自家真性是家风”,“平生已得正摩诃……菩提路上出高坡,定归般若与波罗”,“仗起慧刀开般若,能超彼岸证波罗。识心见性通真正,知汞明铅类蜜多”等。
而在面对儒者或世俗人士时则常劝其在家修德行孝,广结善缘,认为不必出家,只要尽心人道,完善忠孝伦理,也是修行。如长真真人《赠韩家郎君在家修行》:“内侍孀亲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游怀州》诗云:“忠孝仁慈胜出家。”长生倡言“日日酬三孝,时时报四恩。”玉阳有《众官员索》诗:“清廉正直应仙方,福注兴隆寿自长。”正可谓应以何种身得度者,即现何种身而为说法。
据此推测,所谓劝人读《心经》,应当是面对佛教徒时,教其修持《心经》、悟本性。劝人读《孝经》则当是劝儒者、世俗人敦伦尽分,积功累德。这种随顺众生的做法是道教一贯的传统,并不能据此认为全真道要求弟子门人读《心经》《孝经》等儒佛典籍。——即须注意“劝人诵”的“人”是有其特指的。
二、全真道必学哪些经典?
如前文所提及,全真道起初并不特别提倡阅读经教,《立教十五论》有“学书”一章,专论读书不能“寻文而乱目”,更不应该“不穷书之本意,只欲记多念广,人前谈说,夸讶才俊,无益于修行,有伤于神气。”这与丹阳的意思一致,都为防止知见障碍修行,因而要求得意而忘言。另外,在重阳和丹阳的时代,全真道团规模不大,师徒关系紧密,彼此可以口传心授,即使弟子不通经教道理,自有师真随时指授,使得修行能够顺利进行。但随着全真教团的扩大,徒众增多,入教者资质不一,对经教的需求就日渐迫切。
栖云真人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若本宗不通,如人无目,不分道路,举足差讹;若教化不明,如人有目而坐黑暗中,则有偏执我见。须要俱通,方得圆应;若俱不通,如大暗中坐而又无目,何时得出也?”
那么,全真道最为重视的经典又有哪些呢?
前引《丹阳真人语录》提到“河上公注道德经。金陵子注阴符经,二者时看亦不妨。”可见丹阳较为重视《道德》《阴符》二经。其高足吕道安尊师的遗世颂也证明了这一点:“平生不解道诗篇,锹嬑朋四十年。稍通阴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其门下周全阳尊师临终令弟子诵《清静经》(令侍者焚香,命众诵《清静经》,先生危坐澄听。甫竟三过,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可知《清静经》亦为当时所重。
后来掌教清和真人直言此三经为全真门众必学要典:“圣贤广说详说,欲人知而行之。……若云便当绝学,圣人何为说五千言?道人虽未能广学,《阴符》、《道德》、《清静》三经,又岂可不学。”
为使修道者通过学习经教以明理,第三代祖师高真们做了许多工作。先是披云真人在完成玄都宝藏的刊刻后,“每藏立一知道之士主师席,令讲演经中所载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之事,庶使一一就博学详说之中,得反说约之妙,得悟同然之理。”此后,掌教真常真人、诚明真人又建立玄学制度,礼请高真大德为师授,所谓“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泳义理,为真实入门。”“虽丫童之樵汲者,亦皆进德业,谈道性,无妄语,教风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时也。”——不过此时道教与佛教的关系已逐渐恶化,前后多次争辩更使得两家势同水火,全真道恐怕更不可能号召徒众诵习佛教《心经》了。
综合而言,仅据一句“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净经》及《孝经》”,就说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要求门人弟子读佛书儒典,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佛教自外域传来,正是在吸收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宗派。儒学自唐代李翱著《复性书》到宋代理学兴起,都吸收了大量道教佛教的思想资源。道教则在六朝就开始吸收儒家伦常观念和佛教思想以发展自身教义,重玄学即是其成果。因此,儒释道的融合其实早在六朝就已经开始,“三教合一”并不是什么全真道独有的新特色。而全真祖师所说的“三教一家”,是建立在“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的基础上,为消磨三教争斗而发,这种追求大公、和谐的慈心不应被埋没或曲解,其博通三教的智慧、才学也值得后辈敬仰和学习。
重阳祖师有一《示学道人》诗,读来颇令今人深思警醒:
虚夸修炼炼何曾,只向人前衒己能。难晓儒门空怯士,不通释路却嫌僧。
色财丛里寻超越,酒肉林中觅举升。在俗本来无一罪,盖缘学道万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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